韩瑗因进谏不成,忧愤辞职,而陛下不允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朝堂内外。

许敬宗得知后,先是哈哈大笑,随后便邀请刘弘业过府一叙。

刘弘业也已经打听到了前因后果,接到许敬宗的邀请,他立刻欣然前往。

待看到面有喜色的许敬宗时,刘弘业激动地走上前几步,“许大人,可是时机已到?”

许敬宗笑着点点头,向对待自己晚辈一样温声嘱咐,“二郎,机会难得,好好准备。公道自在人心,老夫和众臣也会站在你这边的。”

刘弘业庄重地行了一个大礼,“若先父沉冤昭雪,弘业定不忘许大人之恩!”

许敬宗笑着扶起刘弘业,叹息道,“老夫当年与你先父同朝为官,颇有交往,常感念其才能出众,坚贞刚直。奈何为谗言所害,令人叹惋。幸有其子,支撑门楣,不忘父冤。无论人情天理,老夫自然愿帮扶一二。”

刘弘业两眼含泪,哽咽诉说,“为先父洗清冤屈,乃弘业毕生所愿。奈何势微力弱,又不得其法。幸有许大人帮扶,弘业才能走到今天。大恩大德,弘业没齿难忘。”

许敬宗又是一番温情安慰,才送刘弘业离开。

没几天,刘弘业便上书李治,“贞观十九年,先父李洎为褚遂良诬陷,被迫自尽。愿陛下重新审理此案,为先父昭雪。”

李洎是贞观年间与魏征、王珪、虞世南等人齐名的谏臣。

贞观十六年,太宗向褚遂良索要《起居注》,想要看看里面都记载了他的哪些言行,还问道,“朕有不好的言行,你也要记吗?”刘洎正好在一旁,便回道,“就算褚遂良不记录,天下人也会记得。”太宗被这么一说,便不再想着要看《起居注》了

贞观十七年,李治被立为太子。因为之前两个儿子争储,甚至李承乾谋反,再加上早年征战留下的病痛,当时太宗的身体已经不太好了,李治便经常侍奉左右。对此,刘洎进言太宗,“太子十天半月地在宫闱中侍奉陛下,而且东宫辅臣太少,这样不利于太子亲善师友。”太宗采纳其言,令刘洎、褚遂良、岑文本等人轮流去东宫和李治论政。

贞观十八年,太宗让众臣进谏自己的过失,长孙无忌、李勣等人说,“陛下没有过失。”刘洎却说,“最近有人的奏表如果不合陛下的心意,陛下就当面训斥责备,令其惭愧难堪。陛下这样做不利于广开言路。”太宗采纳其言,说自己一定会改。

贞观十九年,太宗亲征高句丽,命李治监国,刘洎、马周等人辅政。太宗临行前曾嘱托他们好好辅佐太子。刘洎回应,“陛下放心,若大臣犯罪,臣会立即惩治。”太宗闻言,告诫他,“你这个人疏阔刚直,以后必因此遭祸,切记谨言慎行。”

待十二月太宗班师回朝,褚遂良上奏太宗,“刘洎曾说只要依照伊尹、霍光的行径,辅佐年幼的太子,诛杀有异心的大臣即可。”后来,太宗向刘洎问起此事,刘洎表示并没有这样说,马周也给他作证,表示并非如此。褚遂良却坚持刘洎就是这样说的,太宗便让刘洎自尽了。

对于刘洎的死,众臣都知道是冤案,是太宗给李治消除隐患。当时,太宗身体日渐不好,亲征高句丽后更是直接病倒了。这种情况下,他需要给李治物色好顾命大臣,在李治还没有坐稳皇位的时候守护他。而面对褚遂良和刘洎的矛盾,太宗选择留下褚遂良。

当然,做出这样的判决,太宗也是经过多方面考虑的。

其一,褚遂良跟随太宗的时间更早,其父褚亮当初还是秦王府十八学士之一。再加上他性情温和谨慎,相比于疏阔刚直的刘洎,他在朝中的根基更稳固,人缘和声望也更好。

其二,当初李承乾和李泰争储,刘洎也卷入其中,他是站队李泰的。当时,李泰只是被降封为郡王,后来还进封为濮王,可见太宗并没有想过真的杀了这个儿子。不过,太宗只是不想杀李泰,并没有让他回来给李治添乱的意思。而在太宗这个老父亲眼里,他儿子李治仁懦善良,柔善可欺,对付不了能和刘洎这种重臣联合的李泰。

其三,褚遂良的话确实为诛心之语。伊尹拥立太甲为帝后又将其放逐,霍光拥立刘贺为帝后将其罢黜。虽然太甲、刘贺确实都不是贤君,但是被臣属放逐、罢免,实在是历代帝王心中的大患。而刘洎本人确实也和太宗说过“大臣有愆失者,臣谨即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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